她指出，全年预测供应量较接近目标股票杠杆设置，加上考虑到过去数次招标市场反应，以及商业楼面空置率较高，因此港府第四财季也不再主动推售住宅及商业用地。

小孩子吃饭大都喜欢挑食，而挑食的孩子又都有一个共同点，遇到不好吃的菜，一筷也不肯夹起送到嘴里，一旦遇到称心的饭菜，又饿虎扑食一般恨不得将整盘菜都拢到自己面前独享之。

对喜欢的、好的东西从不嫌多，这是小孩子的普遍特征，但有时总会贪得过了头，就拿吃饭来讲，常常是噎到自己，或是一下子对某种吃食产生厌恶，腻到不愿再想到。

这是小孩子为自己贪吃付出的代价，而对一个国家来说，盲目极端地追求某种东西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从汽车问题说起

如果中国平均四人有三辆汽车，那么最担心的将是人们的吃饭问题。其实这并不是清华大学教授钱易自己提出来的，而是美国学者对钱易教授的忠告，或者说是对中国的忠告。可能一提起美国，又要有人说这是美国的无中生有、危言耸听了。

也许在2000年之前，这样的说法还可以用人口基数大和粮食产出效率低来做证明，但在袁隆平研究出杂交水稻之后，再来质疑中国的粮食问题，实在有些自取其辱。这样的想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杂交水稻的问世解决了粮食产出效率低的问题，在广袤的耕地基础上，这种高效率要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是绰绰有余的。但这种逻辑犯了一个假想前提成立的错误。这一前提就是广袤的耕地。

今天来看中国的耕地面积是足够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的。但当中国4个人中有3个人拥有汽车时，土地的分配就出现问题了。类似于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土地是有限的，至少目前来看，汽车数量的增长，需要相应的配套设施提供服务。

最直接的，高速、城市道路、乡村道路、停车场，一系列与汽车相关的基本建设随之而来。如果要在庞大汽车数量下保证道路交通系统的正常运行，就必须利用更多的土地来为交通系统服务。

钱易教授提到，当中国人口达到14亿，4个人中有3个人拥有汽车，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所需要的土地达到2900万公顷，可能数字很抽象，比较来讲，这跟水稻的种植总面积一样。

这虽然是预测的结果，尽管未来也存在更多变数，但站在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一结果是可怕的。土地让步于道路交通，那个美好的假想——广袤的耕种土地也就随之破碎了。

当然，国家的宏观调控势必是有远见性的，这种理想化的推论几乎不可能真实发生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耕地也不可能完全让步于道路交通的。尽管这一推论几乎不可能实现，但它所带来的现实意义是非凡的。

尤其是对今天加快现代化进程、城镇化建设的中国来说，这种理想的推论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好的忠告，对中国的可持续、长远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与其它国家

在世界地图上，地球被人类按照边境线，划分成一个个国家和地区；在地理课堂上，老师又将地球按照几个大版块分成不同的大洲；历史课堂上，老师又根据不同的文明将世界划分成西方和东方。

在全球化的今天，笔者认为，整个世界可以划分成两个部分，即中国与其它国家。倒不是说中国有多么优越，能够傲立于世界其它国家之外。而是因为中国太大了。

有人会说，中国虽大，但国土面积也不是全球第一啊，俄罗斯、加拿大要比中国还大啊。这里提到的大，不仅仅是指国土面积的大，还包括人口数量上的“大”。现在中国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4亿。

人口数量上的“大”直接导致的，是人们经常说到的人均GDP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高的，2000年的中国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10年的中国，就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常说的经济发展快大都以此为据。但人均GDP却远远比不上欧美国家包括中国的邻居日本韩国。在世界上看，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却处于较低水平，只有中国是如此的。

除了经济之外，中国的大体量和中国人口数量的“大”导致了中国需要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在土地上来看，庞大的人口数量导致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很小，一辆车加上可以自给自足的耕地，中国土地的人均面积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依旧拿汽车来作比较，美国的人均汽车占有量远远高于中国，但美国不会遇到类似中国的问题，吃饭的问题也绝对不是最先要担心的。

在电影中就有体现，乡村别墅、汽车、收割机、农场，一户美国人家拥有的土地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即使汽车保有量大，美国人也足够拿剩余的土地产出足以自给自足的粮食。

因此在分析很多问题时，必须将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来考虑，中国特殊的条件决定了其与其它国家的不同。也因此中国人的消费方式也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来考虑，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味地追赶发达国家是行不通的。

未经反省的比较是无知的

从人均汽车保有量看起，盲目地将中国与其它国家作比较是不可行的。但在现实舆论中，网络上的键盘侠常常喜欢把自己放在一个看似很高的角度来比较中国跟其它国家。

拿政策来说，其实很多政府宏观调控下实施的政策都会受到少部分人的抱怨。中国广电总局曾大规模整治业内低俗、反动视频，这时候高呼着文化、影视自由的人又会跳出来大叫委屈。还总是喜欢将美国的文化产业与中国的盲目比较。

自由甚至是没有限制的，这是美国文化娱乐方面的制度，可这套制度能运用到中国身上吗？香港、新疆与西藏，西方靠什么来进行和平演变？

靠得不正是思想武器吗，试想，当中国的审核制度变得跟美国一般，没了这层坚强的思想防线，西方看不见的武器会侵蚀多少青少年的心灵。当香港大学生仍旧受到蛊惑时，我们更应该反思自己的思想教育出了哪些问题，更应该寻找到适合中国的思政教育模式。

民主与自由，这是西方常常拿到中国面前炫耀的东西，也是中国一部分人常常受到蛊惑的原因。驴象之争是美国政治竞选的方式，各州较大的立法权限是美国式的民主，在网络上对政党的攻击指责谩骂是美国式的自由。

把这些搬到中国，会带来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带来的只有混乱和无序，只能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混乱场面。正如上文所说，中国特殊的条件决定了要用独特的属于中国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分析中国。

历史的经验表明，由我党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体制，是独特地适合中国国情的。庞大人口数量的管理，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下才能够得以有序进行。而中国的言论自由从来不代表自由言论，这本来就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

从汽车问题说起，中国的发展速度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这所有的独一无二都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条件上的，不论是汽车的占有量问题，还是中国的消费方式，或者是中国公民看待自己国家的方式。

都应该首先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股票杠杆设置，而未经反省的比较往往都是无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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